kk魏巍的性格是怎样的？

kk魏巍的性格是怎样的？

2008年8月24日晚7时18分，著名作家魏巍辞世，享年88岁。

60多年前，自从被党的巨手投到中华热土之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解放战争的浓烈硝烟，抗美援朝的艰难岁月，越南战争的凄风苦雨，十年动乱的深重灾难。他尽情地吸吮着生活的乳汁，孕育出枝繁叶茂的文学之树：《黎明风景》、《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东方》……提到这些震烁于世的文学作品，您一定会对这些作品心怀敬意。但是，您也许并不了解作者那不平凡的经历；这经历，也像他的诗文一样耐人寻味……

叩开文学殿堂之门

1920年3月6日，在郑州东大街魏家胡同一座普通的小屋里，他降生了。曾读过几本古书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鸿杰。后来，父母节衣缩食把他送进了郑州“平民小学”读书。鸿杰小学毕业后，考入了郑州师范。

抗日的热潮冲击着郑州古城。一个偶然的机会，鸿杰在师范学校附近的“民众教育馆”里结识了黄正甫。黄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是地地道道的地下党员。鸿杰按黄正甫指引的路，经西安去延安上抗大，但到西安后，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收留他，一来是考抗大的时间已过，二来他没有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他正不知所措，忽然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墙上看到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的广告，便又一路风尘地赶到山西，终于在赵城马牧村找到了这所学校。校办公室主任方炽问鸿杰：“你叫什么名字？”“魏鸿杰，不，叫魏巍！”魏巍这个名字，鸿杰在家乡时曾用过。如今从军了，一切从新开始了，他决定自此以后就用这个名字。

“小魏同志，你读过马克思的书吗？”“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过。”“你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方主任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满意。就这样他被录取了。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设在一个没有学生的小学校里，一切都因陋就简，但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来自华北各地的热血青年。他们在这里学政治，学军事，准备补充八路军的干部队伍。

训练是艰苦的，但魏巍感到充满了乐趣，充满了甘甜。不久，随营学校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魏巍被编进“抗大”三期的政治队。这年“五一”，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艰苦而丰富的生活里，培养了魏巍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延安有个“文化工作者协会”，吸引团结着一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年。魏巍经常到那里去。文协会主任柯仲平，常朗诵自己的新作，纵谈诗歌创作。魏巍对他格外崇敬，不久即参加了他所倡导的“战歌社”。魏巍和当时的小伙伴，后来的著名诗人、作家胡征、朱子奇、周洁夫等人组成的四大队战歌分社，创作十分活跃。每写出新诗，就抄好贴在涂黑的报纸上，挂在校园墙头。一些大诗人的处女作，起初就是这样问世的。

1938年8月7日，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联合发起“街头诗运动日”。大街两边的墙上，贴满了街头诗。它把诗从旧格律中解放出来，从书本书斋里解放出来，走向街头，走向大众，成为人民群众斗争的一种武器。这种来自群众，扎根群众，又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文化，为魏巍以后的创作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延安，魏巍还结识了田间和何其芳。田间当时随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前线回到延安，魏巍和胡征去拜访他。在西北旅社的一间十分简朴的房子里，田间热情地向这两个年轻人谈诗。他眯缝着眼睛，谈得入景入情。他对诗的主张，以及他刚正坚毅的性格，给魏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其芳的大名魏巍也仰慕已久，听说何其芳到了延安，他将参军前写的一首500行的长诗《黄河行》寄去，向何请教。何其芳很快回了信。那是一封毛笔楷书、热情洋溢的信。多年之后，魏巍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还为之动情：“那时延安的文化界，大家互相关心，共同前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纯洁而又真诚，但对错误的东西又敢于批判、斗争，共同保持着一种革命的感情，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获得了诗的素养和敏锐观察生活的本领的。”文学殿堂之门在魏巍面前敞开了。

一颗新星在闪烁

1938年12月，魏巍作为八路军记者团的成员，来到晋察冀边区，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科当干事，编辑《抗敌副刊》（后改为《抗敌三日刊》）。

次年5月初，日寇准备对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军区机关转移，机关干部分别深入到部队，加强基层力量。魏巍被分到第一团第一营当教育干事。他参加了夜袭大龙华的战斗，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撞击。他刚刚认识的机枪炮手王振海，就在这次战斗中，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射向战友的枪弹。

一种灵感触动了魏巍的心，他感到激奋、冲动，一股诗情从笔端涌出：

早晨，黄槐花飘落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战死了……

群众们，围着他那经红色的血洗过的长大的身体，

看着他那经红色的血洗过的绿色的军衣，

那粗壮的手还紧握着的发热的枪筒，

他们眼里露出的是怎样的情感呀！

悲痛的人群啊！愤怒的人群啊！

风吹着 像种子默默地归还大地

黄槐花又无声地飘落了。

诗写好后，魏巍把它拿给正在易县工作的田间看。田间激动地说：“写诗就是要捕捉这种感人的形象，这就是生活，生活是诗的土壤，没土壤就长不成参天的大树，我们只有把战争当成诗，投入到火线中去，才有写不尽的诗。”

从这以后，魏巍便以一个战士的忠诚和诗人的激情，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战斗中去。

在著名的雁宿崖战斗中，他以一个执枪战士的身份，冲上了阵地。在攻打大黑山战斗中，他亲眼看到被称为日本“山地战专家”和“名将之花”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上庄子附近被我迫击炮弹击中毙命。

在烽火硝烟中，他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诗的灵感和旋律如泉水般涌出。

大黑山战役后不久，他因患疟疾，暂时留在老乡家。在躲避鬼子搜捕时，他在山洞里写下了《诗没有死》等诗篇，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信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念。在这些诗篇上，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红杨树”。杨树是歌唱的树，红色代表革命，“红杨树”就是为革命而歌唱。

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空前艰苦的阶段。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魏巍却预感到了黎明的到来，他仿佛看到了银色的晨曦，眺望到民族解放的曙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黎明风景》这一鸿篇巨著的写作。他对朋友们深情地说：“这是我的性命之子，如果我熬不过黑暗，看不到咱晋察冀的黎明，这就是我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首诗。”

不久，《黎明风景》这首长达2000行的叙事长诗在《诗建设》上发表了。当时活跃在延安、晋察冀文坛上的作家孙犁、邵子南都相继写了评论，高度赞扬了这部长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后来这首诗获得了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金。这些，在战争年代，发生在一位年轻诗人身上，是令人瞩目的。

一颗新星，升起在山峁之巅，它在晋察冀的无数星群里，受着光辉的映射……

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

北平和平解放了，魏巍被选派到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团当政治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十九兵团骑兵六师一个团的政委，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950年岁末，魏巍奉命前往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了解美军情况，以便展开政治攻势。

在朝鲜战场，魏巍亲身经历了激烈而艰苦的战斗，一次次为战士们的英勇事迹而深深感动。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被任命为《解放军文艺》社副主编，他匆匆安排了一下工作，就一头扎进写不尽的素材里，赶写朝鲜见闻，第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脱稿，社长宋之的看了说：“这篇稿子好，快送出去！”立即交给了《人民日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看后，非常激动，说好几年没见到这样的好文章了，特地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专门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召开座谈会，邓拓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他便高声朗读《谁是最可爱的人》，眼里滚出了激动的泪花。

一时间，魏巍成了“最可爱的人”的化身。请他作报告、演讲、签名，给他赠诗赠礼物的，他几乎应接不暇。宋之的还告诉他，《谁是最可爱的人》朱总司令看过了说，写得好，很好。毛泽东主席看过后，指示印发全军。全中国掀起了一个“魏巍热”。

但魏巍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责备自己：“光写几篇通讯不够，还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和它的意义还远没有表现出来。只写这几篇，微不足道啊！”这时，创作一个长篇，反映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意念产生了。他把这部长篇小说定名为《东方》。

1952年春天，魏巍重访朝鲜，进一步熟悉《东方》中各式各样的人物。9个月后，魏巍回来了，虽然有了粗略的构思，但心中还没有全部把握。他对爱人刘秋华说：这么大的战争，没有后盾是不行的。《东方》必须写前后方两个战场，齐头并进，互为支援才行。他决定再去工厂体验生活。

他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担任了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每天穿着工作服，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

在工厂，他认识了作家阿英的儿子钱小惠，并与他合作，创作了电影小说《红色风暴》，而后又应邓中夏的爱人夏明之约，与钱小惠合作，撰写了《邓中夏传》。

熟悉了工人的情况后，魏巍又把目光转向农村。他回到当年哺育过自己的河北农村，像那里的一个基层干部一样，做合作化的发动工作，而后又专程到全国最有名的饶阳县五公村，和耿长锁成了好朋友。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东方》仍然一字未写，这是由于魏巍作为一个作家，他除了经常要到下面体验生活外，还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一些任务。这期间，他作为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过希腊、越南等国家，并受到过胡志明主席的接见。同时，他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这些兼职，他都是当作“正职”认真对待，而且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当社会上开展“两个阶级的幸福观”大讨论时，他撰写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一文，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无数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一批清华大学的学生起初对分配他们的工作不满意，看了魏巍的文章后来信说：“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幸福，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也就更热爱幸福。”一位西北牧区的姑娘来信写道：“你的文章是那么强有力地吸引、感染、教育着我……它曾鼓舞我克服了多少困难啊！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有趣的、有意义的。人民需要我在这里，即使这里是零下100度，我还是感到温暖；即使太阳晒干了我，我也不感到热，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尽我之所能地为人民工作，的确，这种滋味是难以形容的。”

北京石油地质学校首届毕业生向魏巍发出邀请，魏巍认真地准备了之后，作了别开生面的演讲。《中国青年》杂志以《祝福走向生活的人们》为题，发表了这次演讲的内容。魏巍又听到了远山的回声，直至几十年后，许多当年的青年人还记得这次演讲，感谢魏巍为他们指明了生活的道路。

河南一家影响不太大的《教师报》邀请魏巍写文章，他也欣然从命，撰写了《我的老师》一文，文中以凝重的感情回忆了指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蔡云芝先生。这篇文章被蔡老师看到了，她给魏巍来了信，这位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小学老师，虽已霜染鬓发，却仍在农村任教。魏巍回信热情赞扬了她这种精神，并倾诉了师生离别之情。

第二批志愿军回国时，魏巍在朝鲜亲眼目睹了那动人的送行场面。他写下《送行泪洒遍朝鲜国土》一文，作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姊妹篇。又是独具慧眼的邓拓，给予了热情的扶植，将文章原题改为《依依惜别的深情》，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但魏巍仍有一种负疚感：《东方》不写出来，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1959年2月24日晚，《东方》正式动笔了，一个个人物在魏巍的笔下活了起来。在设计主要人物杨大妈、杨雪、郭祥等时，魏巍力求不落俗套。每写完一章，他便念给一起战斗过的团干部们听，认真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在魏巍进入了创作最佳状态，正在为塑造彭德怀的大将风度而调动一切生活感受和艺术手段的时候，“彭总犯了大错误！”这一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他想不通，苦恼，但也无可奈何。

1963年底，上边（即后来“四人帮”在总政文化部的亲信）传下话来，要他停止《东方》的写作。魏巍厉声反驳：“为什么不能写？这个意见是错误的！”他继续写下去，而且时间抓得更紧了。魏巍这一显然“对抗”的举动，遭到了那人的嫉恨。三年后，当风暴袭来的时候，魏巍便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真金闪出了光芒

十年动乱开始了，魏巍没有想到，自己写了那么多政治性很强的作品，这场大火仍然烧到了自己身上。

信号是从京西文化工作会议的《简报》上发出的：“魏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四人帮”的那个亲信凶恶地说：“魏巍这个老虎屁股有什么摸不得的！”于是一个个罪状向他抛来：“《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幸福观，是右派言论！”《谁是最可爱的人》宣扬战争恐怖论！”“他以‘青年导师’、‘红色作家’自居，摆资产阶级‘权威’臭架子！”

就这样，魏巍成了北京军区第一个挨整的重点。他怎么也想不通。多年来，他一片赤诚，用自己的笔讴歌党，讴歌社会主义，思想感情上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相关的联系。1963年夏，河北发大水，他把刚发到手的1500元稿费全部寄给了受灾群众；1964年家乡遭灾，他和爱人刘秋华又把积攒的3000元钱都捐献了出来。他即使成名之后，也一时一刻没有忘记过党和人民群众。如今，怎么转眼之间他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了呢？

他苦恼，烦闷，坐立不安。刘秋华心疼他，特地炒了他爱吃的菜，给他斟了酒，劝他：“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你自小投奔革命，一身清白，他们能把你怎么着？”“你写的书是好是坏，群众最知底，你没反党反毛主席，他们说也白搭！”

在逆境中，魏巍没有灰心，他主动要求再次到工厂去接受教育。造反派答应了，但开给他的介绍信，是去“劳动改造”。魏巍坚决抗议，直到从介绍信上抹去了这句话，他才向门头沟煤矿走去。

1968年，他被召回参加“学习班”。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明确表示三条：一、魏巍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好的；三、他和邓拓是一般关系，没有什么问题。魏巍感到头上的压力小了些，他要求继续到山西太原钢铁公司下属的一个轧钢厂去锻炼。没想到刚去不久，造反派又把他召回，说还有些问题需要查清。他再也受不了这种折腾，偷偷“溜”出北京。

一次次打击，摧垮了魏巍的身体。他精神恍惚，有时饭碗端在手里都不知道吃，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直到1971年夏天才出院。

魏巍出院不久，一天，老朋友郭小川忽然来看他。这几年，郭小川虽然也是备受磨难，但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一点看不出是身处逆境。他的开朗、坚强感染了魏巍，魏巍似乎感到身体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重振精神，找出被造反派抄走又送回来的《东方》手稿，在停顿9年之后，重又拿起了笔。

不久，魏巍从郭小川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深受鼓舞。郭小川还向魏巍谈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的情况，其中谈到“四人帮”。这个词魏巍还是第一次听到，他预感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面。他频频嘱咐郭小川：“情况复杂，对人说话，可要看对象啊！”小川点头称是。

与小川谈话后，魏巍加快了《东方》的写作，而且他决定彻底摆脱“四人帮”“三突出”的束缚，依照自己的路子，继续写下去。

“四人帮”被打倒后的第二年，《东方》终于脱稿了，它一出版，马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丁玲写文章称赞说，《东方》是“史诗式的小说”，她在给孙犁的信中断言：“让历史来证明吧，一万年以后，有人想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

丁玲夫妇特地到魏巍家拜访，丁玲对魏巍说：“我读《东方》感觉很好，我那篇文章是一口气写的，和读《东方》时一样。”

不久，《东方》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这块在烈火中炼成的金子，发出了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