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

《唱支山歌给党听》背后的故事

嵇炳前协同新华社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前往军区机关了解雷锋的事迹，促成了《雷锋日记》于1960年12月1日在沈阳军区机关报《前进报》上首次以一个版的篇幅摘录发表。当时的标题是“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同志日记摘抄”。这次共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日记15篇。当时只是作为辅助学习雷锋的一个形式，在部队里流传。

1960年11月26日，沈阳军区《前进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通讯，报道了雷锋的先进事迹。稿件还同时发给了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辽宁《共青团员》、《辽宁工人报》、《沈阳日报》。各报刊在发表时，标题都作了修改：《解放军报》（1960年12月13日）的题目叫《茁壮的新苗》，《辽宁日报》题为《红色的战士》，新华社发稿的题目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战士》。那时宣传调门最高的是《前进报》，沈阳军区还同时提出了“学雷锋、赶雷锋、超雷锋”的口号。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雷锋牺牲前两年，他的名字就已经传遍了东北大地，在全国范围内，他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1960年12月1日，《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间的15篇日记，并加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这是最早见诸报端的雷锋日记，是作为宣传雷锋事迹的重要材料出现的。

1962年8月15日上午8时，雷锋与战友乔安山在准备前去洗车时，雷锋下车指挥倒车，车轮打滑，碰倒了一根电线杆，这根电线杆打到了雷锋左太阳穴上，雷锋当即昏迷过去，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2时5分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

雷锋日记里的这首诗发表后不久，引起了上海歌舞剧院朱践耳教授的注意，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这位音乐家。雷锋牺牲后，朱践耳为了纪念他，决定把这首“雷锋遗诗”谱曲成歌。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朱践耳谱曲一气呵成，之后就把新作寄到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 《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

《唱支山歌给党听》并非才旦卓玛原唱，是她努力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1963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从雷锋的日记中找到一首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成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时的主唱是任桂珍。一天，才旦卓玛在校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歌词写得那样贴切，仿佛写到了我心里。我当时觉得这歌简直就是为我写的。”于是，才旦卓玛迅速找到王品素老师。

当时的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创作歌曲。王老师就叫她唱着试试。一周后，才旦卓玛在老师面前唱起了这支“山歌”，王老师眼前一亮。从这天开 始，王品素老师每天专门辅导才旦卓玛唱这首歌，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到了音乐学院每个月的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后来，该歌曲的作者朱践耳在听了才旦卓玛的演唱后，主动提出由才旦卓玛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之后，电台把录制的歌曲播放出去后，才旦卓玛和这首歌一起变得家喻户晓。

《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姚筱舟其人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5月他参加了解放军。1954年，赴朝参战的姚筱舟回国后，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担任宣传、秘书工作，姚筱舟1956年任焦坪煤矿任技术员。然而，1957年元旦，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名矿工遇难。虽然姚筱舟当时不在现场，但作为技术员，他还是受到撤职并下矿采煤的处分。

歌词作者：姚筱舟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与煤矿工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矿工，爱上了矿工。姚筱舟说：“我认为煤矿工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贡献给人民。”

他与矿工亲如兄弟，矿工也把他当成了亲人，经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时还谈起旧社会的磨难和共产党的恩情。他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等等。

姚筱舟听多了，记多了，自己也产生了写诗的冲动。1958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一口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处传唱的时候,曲作者朱践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谋面的歌词作者“蕉萍”是谁。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焦坪煤矿，于是便给该矿党委书记写信。党委书记赵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谁，就召开大会问大家：“谁叫蕉萍？”姚筱舟没有吭声。他那时已深受“血统论”和“唯成份论”之害，心里暗想，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矿党委派人把筱舟找去，赵炳儒问：“你是 ‘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写稿子。”筱舟一看瞒是瞒不住了，于是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赵炳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筱舟手中。于是，从1964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才正式注明词作者的真实姓名。

北京举行颁奖大会时，姚筱舟因“社会关系复杂”未能成行，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四张丝织音乐家像、一张奖状还是由矿上转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但没有给筱舟带来好运，反而成了他的“罪状”。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记忆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晚上8点，他珍藏在心里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电视广播大厦”4楼演播厅舞台上。

姚筱舟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前去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的。导演与主持人精心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他在现场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已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3人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一家报社记者风趣地说：“这一天是一支歌中起来的3个人共同的节日。”这支歌 就是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姚筱舟生前曾说过：“雷锋同志能把我的诗歌抄写在笔记本上，说明他对我的诗也有认同感。最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雷锋，可能这首诗就永远只是一首诗，而不会成为传唱不衰的一首经典歌曲。”姚筱舟说，《唱支山歌给党听》作为一首歌，远远比一首诗带来的影响力宽泛。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走红，也让姚筱舟成为名人。他回到矿务局机关后，成为《矿工报》的一名编辑，还曾为矿务局创作过《矿务局之歌》等在单位内部传唱的歌曲。

2001年，已离休8年之久的姚筱舟，成为一名中共党员。2017年9月9日，铜川市职业病防治医院院长刘峰回忆说：“姚筱舟老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长辈。入住两年来，他从不讲特殊、谈困难，体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和中国好人的良好风尚。他常说‘我现在老了，写不了诗歌了，但我还想给党唱首赞歌。’现在他突然离去，我们都十分悲痛，又无法表达，惟愿姚老师一路走好。”

朱践耳(1922——2017)作曲家。原籍安徽泾县人，出生于天津。早年即自学音乐，1940年开始作曲。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在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工作，1947年任华东军区文工团军乐队长兼指挥。1949年后在上海、北京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55年入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师从巴拉萨年学习作曲。1960年回国，先后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专事音乐创作。I985年兼任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89兼任上海音协主席。主要作品有交响乐《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第四交响曲》、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交响幻想曲《血染的红花》、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管弦乐《节日序曲》、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唢呐协奏《天乐》、歌曲《打得好》、《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清晰的记忆》、电影音乐《在烈火中永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