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摔倒扶不扶？

老人摔倒扶不扶？

跌倒老人扶不扶？这是个争论经年的话题。今年5月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三名儿童扶老人后被索赔”事件，终在5个多月后经警方调查确认，老人系自行

摔倒。老人也因涉嫌敲诈被处以行拘。而还在近期，广东汕头高中生也因扶老人反被索赔，终在报警找到目击证人后，还己清白，老人上门道歉。

在大陆的社会道德问题屡被讨论之时，不少道德缺失事件中的主角老年人群体也进入公众视野。在西安，一位老人索座不成，坐在少女腿上；还有在楼道里乱堆东西、在公共花园开菜圃等不文明现象，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一些老人道德水准偏低。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展示出的特征为：法制观念淡漠，对个人权利的边界没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导致公共意识的缺乏。正如已故社会学者费孝通所指出，

在个人权利伸张的社会，是有如一捆捆筷子组成的，整齐有序而人人平等，有着个人权利还有对等的公共义务。而当个人对自身权益缺乏约束，就只剩下人性中的自

私，不顾他者。再在各种运动驱使之下，法制观念的缺失，社会的无序，又使得人们的恶性缺乏约束，敲诈、好占便宜、以怨报德，等等。

个人道德与体制机制不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发展史证明，从生态系统到社会系统，每一个要素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互生共生的关系。以一些老年人为例，缺乏法纪约束导致了非理性，乃至社会失范。而司法执行机构的判断失误，又误导了社会心理和行为。

今日大陆一些人的法律意识欠缺，加上某些地方法律机构的判处失当，给社会道德投下阴影。“跌倒老人扶不扶”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好心帮助别人反而被诬陷，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无奈的事情。“彭宇案”发生后，社会上对“扶不扶”的讨论一波接一波，讨论方向往往指向了法律。善行义举需要声援、保护，法律若在这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无疑不利于打消善行义举者的顾虑，“扶不扶”在部分人心中可能长期没答案。然而，“扶不扶”之中细节较多，很多方面法律界定又不容易明确，法律稍不严谨又容易产生另一种“副作用”，这是完善相关法律的困难之处。

笔者认为，即便法律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但“扶不扶”首先是道德问题，其次才是法律问题。

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主张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平时，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而出手相助，是一种道德本能。倒在大街上的人，早一秒钟有人扶起，就有望早一秒钟脱离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周边人若都持自保心态视若无睹，这种“淡定”是可怕的。

“扶不扶”中涉及到法律问题，也像其他善行义举那样，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付出，带有一定风险。仅举一例：公交车上有病人，司机开车直奔医院是否有风险？答案是肯定的。此举不仅违背了公交公司管理规定，也有可能在疾奔医院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退一步说，此举也侵犯了车上乘客权益。然而，面对亟需要送医院的病人，开车直奔医院的司机反而受到大家赞赏，这是因为在宝贵的生命面前，道德意义早已突破了管理层面的条条框框。当然，其中道德力量不仅源于见义勇为者，也源于其他人。

对于“扶不扶”，部分人之所以给出否定答案，源于害怕被赖。其实，在众多老人倒地案例中，碰瓷性质的比例并不大，只是每有此类案例，媒体报道后社会将之放大，从而导致某种恐慌。我们需要相信的是，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坏人也就那么几个。

在目前法律框架下，面对需要扶起的老人，为以防万一，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自保措施。如，走向倒地老人过程中可以掏出手机拍照、录像，作为证据；在救助过程中，也可以找路人、附近商户为自己作证，这也是一种自证清白的证据。

“扶不扶”，当然需要给出更多、更合理的法律解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道德因素不应被弱化、隐匿，反而要强化、凸显。越是在困难、艰苦环境中，越考验人的道德涵养。现有法律条件下，面对倒地老人，“扶不扶”应有更多道德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