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北大跳楼致残，不靠父亲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北大跳楼致残，不靠父亲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1973年，中办主任汪东兴收到邓小平来信。他知道，小平同志来信，多半是为子女问题，不会为他个人。之前汪东兴也尽力给予多次帮助。

但这封信，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汪东兴也犯了难，他拿着这封信找到周恩来。

而周也表示无可奈何，只得把信交给毛主席。

信里到底说了什么？

原来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不堪打击，在北大从三楼一跃而下，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在福利院瘫痪了1年多。

下放江西的邓小平，请求将儿子送回自己身边，由两老照顾。

毛泽东、周恩来从小看着邓朴方长大，也非常喜欢这个有担当，头脑聪明的孩子，没想到他会是这样遭遇。痛心之余，马上安排人将他送到江西。

60多岁的邓小平看到儿子没有说话，邓朴方也没有说话，

父子俩相顾无言，

都在心里流泪，或是流血。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

邓朴方这个黑暗、遗憾的人生低谷，也是他余生事业的起点。

一、极少人知道邓朴方是“大领导”的孩子，但还是在未名湖畔发生悲剧

邓朴方在1944年，生于山西省左权县，这里曾经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当时母亲卓琳一面怀着孩子，一面作为邓小平的秘书，日夜工作，生产后竟连一丝母乳都没有。

他们只得把孩子寄养到一处农家。

好在邓朴方看起来非常健康、憨态可爱，夫妻俩给他取了一个小名“胖胖”。

胖胖2岁时，邓小平给他取名，本想纪念太行山的斗争，取名“邓太行”；却没想到，刘伯承的孩子已经取名“刘太行”。

当时刘、邓两家住一个农家院，邓小平一把抱着胖胖，对刘伯承说：

“刘师长用了我们家娃儿名，那只好再取一个咯！”

刘伯承笑答：

“不敢不敢，你们夫妇，一个从法国留学，一个是北大高材生，我就不献丑了。”

邓小平又说：

“大家都说‘刘邓’不分，你就出个主意嘛！”

刘伯承沉吟一下，拿来一张纸，提笔写下“朴素方正”四个大字，并圈上了“朴”“方”两个字，说道：

“娃儿叫胖胖，这两个字分别是‘胖’字的声母和韵母！”

邓小平听了直点头，马上让邓朴方谢过刘伯承“赐名”。

解放后，邓小平任副总理，邓朴方前往北京念书，极少人知道他的父亲是领导。

邓朴方和所有中学生一样，留个小平头，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褂子。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成绩。

其他的孩子总是在七、八十分徘徊，而邓朴方经常可以考满分。

这都是卓琳的教育结果，她曾经在北大的物理系就读，经常引导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加上国家面临内忧外患，需要核物理方面的研究，邓朴方在1962年，

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物理系。

让他没想到的是，邓小平深陷风波，邓朴方受到影响。对方不依不饶，要邓朴方交待父亲的“罪状”。

可邓家一门皆是爱党报国，哪会有什么“罪证”，

邓朴方严厉斥责来人，却被这些人囚禁起来，进行长达四五个月的殴打、非人待遇。

1968年5月，邓朴方写下一封“绝命书”：

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现在无路可走……

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楼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拦了一下，之后背部落地。

“嘭”的一声，响彻北大校园……

二、许多好人让邓朴方重拾希望，父亲的爱让邓朴方燃起斗志

受伤后的邓朴方，首先被送到了北医三院，但由于“立场问题”，随后又被送到北大校医院、清河救济院，始终没得到治疗。

在这个过程中，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无可挽回地成了高位截瘫。

苏醒过后，他心如死灰，只觉得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

可就在这时，许多人又给邓朴方带来希望。首先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在北大住院期间，一直给邓朴方送吃的，陪他说话。

王凤梧鼓励邓朴方：

“你是革命的后代，想想你爸爸那些人，

枪林弹雨吊着命都过来了，你是他们的孩子，一定能有办法的！”

这让邓朴方慢慢激起了生的意志。

其次在清河救济院，一个屋子里住12个人，大多都不能行动，只有一个八十多岁，身患重病的老爷子，和一个十七八岁，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两个人照顾大家，为大家端屎端尿，帮他们擦身子。

为了自力更生，这一老一少每天还去福利院讨活计，让各位病友加工纸篓，一个4分钱。

在这里，这些“特殊”的朋友们相互帮助鼓励，

一些被亲人遗弃，甚至孤苦无依的人都不曾放弃，乐观坚强地生活。

邓朴方也慢慢受到感染，转变了态度，开始认真生活。他本就聪明，稍微学一下，做工比一般人更快，每个月还能赚些钱，请朋友们吃点小菜喝点酒。

正是在救济院这段时间的生活，让邓朴方深深体会到作为残疾人的艰难，

感叹于残障人士的生活态度，内心受到极大触动。

邓朴方来到江西后，60多岁的邓小平出力最多。

他每天上午要去工厂上班，回到家后为邓朴方擦澡、换衣服。

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负责烧水，邓小平则在继母夏伯根和卓琳的帮助下，把邓朴方架到身上，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

往往是邓朴方得了干净清爽，邓小平汗透了衣背，但是父子俩都不说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

儿子遭难，父母心疼，一家人都不好受。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

父子俩人就这样，维持一种巧妙的沉默，将日子朝前赶，把目光往前看，用时间来抚平心中的伤。

为了让邓朴方有事做，邓小平还到厂子里去找无线电、收音机让儿子来修，还找很多书让邓朴方看。

邓朴方本就是北大的学生，求知若渴，有了书的陪伴，他慢慢进入学习状态。

后来邓朴方开始主动锻炼身体，每天坚持。卓琳看了，暗自哭了起来，邓小平对妻子说：

“朴方大有我风，别看他残疾了，

不用我们操心，将来会有作为。”

三、身体困顿于轮椅，心却化身千万，造福残疾人群体

邓朴方回到北京后，一个想法渐渐成形：

他要创办中国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帮助中国的残疾人重新拥有健康的身心，重归生活。

1983年，邓朴方联系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王树声大将的儿子），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但是随着深入了解，邓朴方发现：

对中国广大的残疾人群体来说，一个小小的康复中心远远不够，残疾人需要在权利、福利等各个方面的关心。

邓朴方这才下决心，要建立中国的残疾人联合会。他一边找到许多康复医学的专家，去制定那些帮助残疾人恢复的计划，另一边开始为建立残联筹钱。

他在筹集资金时，还碰到过很大麻烦，有人说：

“邓朴方借着建立残联，实际为自己敛财。”“邓朴方海外有上亿美元存款。”

面对这些质疑，邓朴方从来不予理会，他经常会说一句话：

“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我是‘死’过的人，我能活到现在都是赚的，没工夫理会这些。”

在建立残联的过程中，邓朴方始终没找过邓小平。

而邓小平也只是后来耳闻，大儿子开始做起了关爱残疾人的事业，而且“动静不小”。

当有人说：

“邓朴方是靠邓小平的声望做事。”

邓朴方表现地很坦然：

“说我从来不靠父亲，这也不可能。比如我去求人帮忙，很多人是看重我的家世，才和我见面。

但是我始终一点，自己的事业要自己来干，从不依靠别人。”

尤其邓朴方看到许多残疾人不能上学、就业，没有钱生活的时候，他深深感到，自己在做的是伟大的事业，是让人感到流泪的事业。

邓朴方在工作和生活中一直很随和，自己受一点误解，能换来广大残疾人同胞生活的改善，这都是伟大的事业。

这么多年来，邓朴方奔波在一线，专注事业，从不争辩。唯独一次例外，是在2002年2月，他在汕头调研残疾人就业情况。

残疾人高汉光提出问题：

许多健全人冒充残疾人搞三轮车营运，城管部门觉得真假难辨，干脆取缔了三轮车。

听到这里，从来乐呵呵的邓朴方“黑”了脸。

他严肃地对负责人说：

“‘真假难辨’这四个字不负责任。国家早有政策，允许残疾人有条件地搞营运，解决生计问题，你们这是因噎废食！”

说完，他又语重心长说道：

“同志们，面对残疾人困难群体，一定要考虑周全，慎之又慎呐，

你们一个决策，可能‘端’掉一家人赖以生存的饭碗。”

邓朴方一席话，让在场者无不动容，也让对方心悦诚服，愧疚地低下了头。

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成就有目共睹，他为此获得了联合国秘书奖、韩国的“一家奖”、联合国人权奖，许多奖项都是第一次颁给中国人。

他经常说：

“荣誉不是给我个人，这是中国残疾人群体，和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褒奖。”

2008年9月6日，北京残奥会开幕，常年隐居“幕后”，生活低调的邓朴方难得到台前，以洪亮的声音致辞。

困顿于轮椅的邓朴方，让自己的思想和事业“飞”了起来。

纵观邓朴方的传奇经历，他出生名门，却也因此蒙难，但他没有消沉退缩，反而愈发自强。

他从没有享受什么特权，也不需要什么特权，不屈从于命运，残而不废，这才是真正意志力和勇气的表现。

作为伟人之后，革命之后，邓朴方把个人的“大不幸”，凭借自身的顽强、努力和坚持，变成了中国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的“大幸”。

荡气回肠，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