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任正非卸任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以及董事长法人等高层变动？

如何看待任正非卸任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以及董事长法人等高层变动？

天眼查数据显示，4月10日，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华为CEO任正非退出董事；孙亚芳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田兴普接任。此外，徐直军、胡厚崑、郭平、徐文伟4名主要人员全部退出，新增董庆阳、陈志东为主要人员。

据华为官方网站公布的简历，徐直军、胡厚崑、郭平均为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分别于1993年、1990年、1988年加入华为。徐文伟为现任华为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1991年加入华为研发部，主持华为第一代局用程控交换机开发。天眼查数据显示，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注册资本2亿人民币，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程控交换机、传输设备、数据通信设备、宽带多媒体设备、无线通信设备等。值得一提的是，自2019年末以来，华为旗下多家公司高层出现变更。2019年11月22日，北京华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孙亚芳、任正非、徐文伟、郭平等退出；田兴普接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9年12月30日，另一被全资控股子公司杭州华为企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发生董监高变更，郭平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田兴普接任；此外，孟晚舟退出董事，新增董事庞云光。

任正非会不会退休？令业界关注的是，这则消息是否释放了一个信号——任正非或将退休。2019年，华为遭遇美国制裁之后，这位华为的精神领袖一反多年低调的风格，频频走到镁光灯下，释放华为技术立国的决心和信心，向全世界展现一个公开、透明以及实力强劲的华为。当时任正非曾对外表示，自己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的情况不容乐观，所以自己必须站出来稳定华为局势，给全体华为员工吃下“定心丸”。在很多采访中，76岁的任正非屡屡被问到对退休的看法。他此前曾表示，自己还可以再奋斗很多年，会在思维跟不上的时候退休的。但显然，任正非在短期内恐怕很难达到自己设定的这一退休条件。

实际上，任正非一直在放松企业的管理权。2018年3月，随着华为前任董事长孙亚芳退休，华为宣布，未来五年公司将实行轮值董事长制度。而任正非当时也卸任了副董事长一职，不过仍担任公司CEO以及董事。而中国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华为官网的高管介绍中，任正非几乎被放在末尾。在今年3月31日的年报发布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曾表示，2020年对华为来说才是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全年处于美国实体清单之下，而且华为(元器件)储备也快用完了，这将是全面检查华为供应链连续性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一年。他表示，“活下去”是2020年华为的第一目标。项立刚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任正非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显然是不会退休的，目前的华为也的确需要他坐阵。

平常心看待吧，任正非的职位变动基本不影响他在华为的地位以及对华为重要决策的影响力，这一点跟辞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马云相类似。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家企业管理层话语权跟股权并不呈现线性相关，这是制度设计的特点。

更仔细地阐述的话，基本上明白以下两点即可：

第一，公司管理制度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记得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和韩国在全盘西化上能够如此彻底迅速，而中国却不行？我当时举了个安卓系统跟小米桌面系统的例子，这个例子中，中国文化（汉文化）相当于安卓系统，它是底层系统，而日本文化相当于小米桌面系统（MIUI），它是前端应用层面。所以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日韩文化没有原生的底层基础存在，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受到汉文化影响最大，但这只因为他们当时无法接触到更多的具有底层影响力的文化主体。所以当他们接触到西方文化时，因为没有太多底层文化基因的牵绊，所以很容易推翻或者改造自己的文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明本身越强大，就越难改造，惯性也越大，大家不妨可以看看印度，英国的直接殖民也没有让印度文化发生如日韩一样的改变程度。

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公司管理制度的来源是西方，但在中国，管理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跟文化背景与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西方国家的公司在权力结构上一般非常清晰，从小公司到巨头企业，控制权-管理权-分红权的边界基本泾渭分明。因为西方文明的商业属性非常强，这也是它被称作商业文明的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企业这种组织的诞生就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盈利空间，能够释放更多的生产力，所以企业家们对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较少。更直观的表现就是，西方企业中职场关系和权力关系相比较东方企业要简单不少。

从管理层面来讲，中国企业家比较注重对企业生存权力的掌握，而这基本贯穿于控制权-管理权-分红权，而且对政治敏感，这些特点决定着民营企业家们有几个共同之处：

第一是家族味比较重。虽然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多家族企业，但这类企业的家族延续性基本存在于控制权-分红权部分，且所占比例并不大。而国内企业的家族味则会在管理权上也有所体现，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是企业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策略。这能够解释中国缺乏“长寿企业”的原因，从表面来看，很多企业的发展壮大与迅速衰落都跟急功近利相关，但其实不然，真实原因在于企业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往往依赖于时机而崛起，然后企业家会走上路径依赖的老路，管理团队失去进取心，新晋管理层话语权缺失。也就是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容易在一棵树上吊死。

第三则是政治相关。这一点在今天其实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逐渐成为某些行业的一个优势。

这些特点造成了一些后果：第一，造就了国内市场的奇特属性，外国企业尤其是西方企业在国内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便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熟悉我们的市场特点；第二，国内企业出海就比较困难，因为管理制度上的差异造就了在财务、贸易等方面跟西方制度较大的差距，甚至商务合作和业务洽谈上，都比较难有效沟通，或者沟通成本居高不下。

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在中国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一小部分企业如果既要保证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同时要进军全球市场，那么就必然要对管理制度做一些改造和设计。这种思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也是司空见惯。

华为、阿里巴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成功的典范。而百度、腾讯基本上算是对东方管理制度做出了西式改良，联想则基本上是全盘沿袭西方企业管理制度。而这个其实也能解释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选择。

第二，从话语权、控制权、管理权的差异，可以一窥任正非、马云的管理思想。马云说过，他想让阿里巴巴成为一家生存101年的企业。这是在淘宝还没有到达巅峰时期的时候他的一个愿景。虽然还无法验证是否会成为现实，但到今天为止，马云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在为自己的愿景做出了注解。

如果企业能够生存101年，那么就必然要出现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可能由创始人缔造，但不会因为创始人而发生动摇，后续的管理者和管理团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在服从于某个人，而是服从于企业文化里的企业使命。

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存活101年。

任正非没说过这种话，但他为华为企业管理注入的忧患意识和狼性文化，则是用行动来锻造华为的极限生存能力。

从话语权角度来说，马云之于阿里巴巴的话语权基本来自于控制权，这是因为阿里巴巴的股东比较复杂，牵涉的资本方较多。马云的控制权则来自于阿里独特的“合伙人制度”，合伙人团体控制董事会，马云则控制合伙人团队。所以从这角度来讲，马云如今的卸任是完全退出了管理权的掌控，但保留着控制权，自然也拥有话语权。

除此之外，马云的话语权还来自于创始人身份和其他社会身份，这些身份可以让马云仅通过话语权就能对阿里的管理产生影响。这也符合西方企业管理者的逻辑。

而任正非的话语权来自于之前多年对于华为的管理，任正非重视行动，同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忧患意识贯入企业的日常运营之中，这种做法通过后期市场验证后，无疑成为任正非巨大威望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因为其对企业的管理，重大事务的决策，让华为既在国际市场游刃有余，也成功开拓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可以说，任正非的话语权主要来自于自己的成绩以及对内部的巨大影响力，这一点跟马云有所区别。

从控制权角度来讲，马云和任老都属于智慧型企业家，也都属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所有企业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阿里和华为也不例外，但对于企业家来说就不同了，绝大部分企业家追求的是个人或家族的利益最大化，但马云和任正非则追求的是价值最大化。换而言之，他们虽然名利双收，但并没有受限于这种认知。

从这个概念来解读，马云和任正非在后期对企业的控制权甚至管理权上就不会很看重，他们更看重企业文化的延续性，企业在未来的自力更生，他们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也都会为这样的目标而存在。

所以，管理权是最末端的，毕竟职业经理人还是容易找的。

从以上分析，读者朋友也可以想想百度和腾讯，可能因为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还很年轻，所以对于权力还没有分散的需求，但如果他们无法及时探索到面向未来的企业管理体系，势必也会拖慢他们当前的发展。

这也就是老话说的那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综上来说，任老的相关人事变动基本上对华为管理的影响很小，对任老在企业内部的地位也没有明显影响，但这种新陈代谢的姿态，和给华为腾出的资源空间，却能优化华为的结构。

这种做法值得国内有志做大做久的企业多思考。

新老更替是自然规律，但人的更替，特别是企业家的更替还是要看身体状况，身体好，还是多干几年，高水平的企业家在中国太希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