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是什么

严打是什么

严打——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严打自1983年7月开始，迄今为止共出现过四次“严打”，分别为1983年、1996年、2001年与2010年。

“严打”是迅速扭转一个地方社会治安面貌、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有效手段，但绝非长久之计，而且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较容易产生冤假错案。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严打是中国司法名词，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略表述，是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而依法进行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活动。

中国共有四次严打活动。1983年首次提出“严打”这个概念，并进行第一次“严打”；1996年进行了第二次“严打”；2000年-2001年进行了第三次“严打”，增加了网上追捕逃犯的行动，也被称为“新世纪严打”。第四次严打是2010年。 和四次国企改革的时间吻合。

四次严打活动

1983年严打

198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前一年，中国经济告别3年的宏观调控和1981年的指数下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持续增长期。

在“二王案”发生整整一周前，那一年的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到江苏和浙江考察工作。在约见江苏省有关负责人时，他提问的重点，放在他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小康”战略目标是否可行。他得到满意的答案：江苏从1977年到 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就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

苏杭之行鼓舞了邓小平对发展前景的信心。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上。一年后的4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与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关于“两步走”蓝图的最初表述。

改革初见成效，设计者们开始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果，对于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蓝图的实现，不能承受任何闪失。为此，邓小平两年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为建设护航的另一手，并不只有“严打”。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几乎与“严打”重合的一个时间段内，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建党和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这次整风，提出要清理在“文革”中历史不清白的“三种人”，在历史的新阶段，执政党要整顿队伍，再次启动改革的引擎，告别过去的历史纠缠。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在当时“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平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在83年的严打活动中，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在西安，一名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因组织地下舞会，被污蔑为“乱搞两性关系”，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中国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后一人。

这一次“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这一年，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出：不清除刑事犯罪分子，中国将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巩固……运动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而与之后两次严打不同的是，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反革命”和林彪、 “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理念起了主导作用。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1983年“严打”，社会面对罪犯时的核心观念是安全与秩序，讲究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 ”，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

法学学者汪明亮认为，我党长期以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的经验，是发动“严打”的组织条件。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79年制定刑法典之前的30 年，控制犯罪，按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而依靠群众运动也是其主要做法，如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会定政策、定处死比例，用军事化、全民皆兵的组织手法，都影响了后来数次、尤其是1983年的严打。

2004年严打

2004年4月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当前社会治安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尽快改变社会治安面貌。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和中国各级政府立即开始部署，新一轮“严打”在中国范围内掀起。此次“严打”斗争的重点是：“严格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权威的司法官员和法律界专家认为，这次“严打”与整治并重，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将着重解决导致犯罪的深层次问题，标本兼治，目标就是使中国当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严打”是迅速扭转一个地方社会治安面貌、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有效手段，但绝非长久之计，而且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较容易产生冤假错案。所以只有在平时注意防微杜渐，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

2010年严打

2010年6月13日上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2010严打整治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即日起至年底，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将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七个月的“2010严打整治行动”

会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深入开展严打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从严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坚决遏制各类突出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努力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2014年严打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面防控，强化网络安全监管，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集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保持对“三股势力”严打高压态势，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在新疆多发频发和向内地蔓延。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新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定占领宣传、文化、教育阵地。

要采取特殊措施支持南疆发展，加大以贫困群体为重点的民生改善力度。要加强兵团维稳戍边能力建设，切实发挥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