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史（中国）

生物学史（中国）

[拼音]：shengwuxueshi(Zhongguo)

[外文]：history of biology in China

生物学史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古代生物学知识发生、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浩瀚的古籍中一定还含有大量的生物学知识，尚待今后发掘和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兴办洋务的热潮，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相继传入中国。19世纪中叶出现了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编译介绍西方现代生物学的书籍。1851年，由英国传教士合信和中国学者陈修堂共同编译《全体新论》一书，介绍了西方近代解剖生理学知识。

1858年，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A.韦廉臣合作从英文著作选译的《植物学》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善兰创译的“植物学”等名词，一直在中国和日本生物学界使用。此后，陆续有许多有关西方之生物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1898年严复译著的《天演论》首次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1897年在上海由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

10年内共出版 315期。翻译介绍了许多农业书籍。其中包括普通动、植物学著作多种。大都译自日文生物学书籍。此外，20世纪初还从西方和日本翻译了许多属于中学或大学专科水平的教学参考书。据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至1911年的近60年间，共有 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在内的博物类书籍就有92部之多。

生物学的教学，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校中，即已见端倪。光绪十九年(1893)，湖北“自强学堂”的格致科内即设置了动、植物学课程。

20世纪初，在清政府所颁发的学制中，规定从初等小学到大学本科，有连贯的关于动、植物的课程，但实际上由于师资和教材的缺乏，真正执行的并不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新学兴起，生物学的教学也在学校中得以逐渐发展。但在当时，不仅教材大都取自日本和欧美的有关教科书，教师也多为聘任外籍的特别是日本的教师担任。纵观清末时期，中国生物学还只限于对近代西方生物学书本知识的翻译和介绍。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现代生物学在中国逐渐扎根，并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尊定了初步基础。

民国初期，在北京、武昌、南京、广东、成都、沈阳等6处相继成立了高等师范学校，并在这些学校中设立博物部或农科。1921年秉志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第一个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大学生物系。不久，高等师范学校都先后改为大学。而博物部或农科的有关部分也都发展成为生物系。一些大学的地质系也进行了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一批中国生物学家到各个大学任教，他们在各大学的生物学系、地质系和医学院、农学院有关系科的创办和建设中，做出了贡献。如在北京大学先后有钟观光（1868～1940，植物分类学）、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解剖学)、杨钟健（1897～1979，古生物学）、林镕(1903～1981，植物分类学)、雍克昌（细胞学）、崔之兰（1902～1970，组织学）等。在清华大学有吴韫珍(植物分类学)、陈桢（1894～1957，遗传学）、李继侗（1897～196

1，植物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汤佩松（1903～，植物生理学）、赵以炳（1909～1988，生理学）等；在燕京大学有胡经甫（1896～197

2，昆虫学）、李汝祺（1894～，遗传学）等。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有林可胜(1897～1969，生理学)、张锡钧（1899～1988，生理学）、吴宪(1893～1959，生物化学)、马文昭（1886～1969，组织胚胎学）、冯兰洲（1903～1972，寄生物学）等，在前中央大学(包括其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有秉志（1886～1965，动物学）、胡先骕（1894～1968，植物分类学）、钱崇澍(1883～1965，植物分类学)、伍献文（1900～1985，鱼类学）、蔡翘（1897～，生理学）等;在浙江大学有贝时璋（1903～，实验生物学）、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张肇骞（1900～1972，植物分类学）、蔡邦华（1902～198

3，昆虫学）、谈家桢(1909～，遗传学)等;在武汉大学有张珽（1884～1950）、高尚荫（1909～、病毒学）等；在山东大学有童第周（1902～1979，实验生物学）等，在中山大学有陈焕镛(1890～197

1，植物分类学)、朱洗（1900～196

2，实验生物学）、张作人(1900～，原生动物学)等。当时客观条件十分困难，经过中国学者的艰苦奋斗，大学中生物学科建设初具规模，成为当时中国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培养出不少专业人才，对以后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国初年，中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生物学研究机构。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雋等人，在美国发起筹备，于1915年1月在国内发行《科学》杂志。

10月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传播科学知识，提倡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生物学家秉志就是发起人之一。1918年，中国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回中国上海，不久又迁南京。1922年8月，由中国科学社委托秉志、胡先骕和杨铨(1893～1933)筹建的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

秉志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培植人才和普及推广科研成果。研究所分为动物学和植物学两部分，秉志兼任动物学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学部主任（后由钱崇澍继任）。研究所着重于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生物的形态解剖和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

丛刊后来分为动物和植物两部，分别汇集动植物研究成果。至1942年为止，动物学部共发表论文112篇，植物学部也发表论文100多篇。

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常与研究所交换论文。研究所还培养了大批生物学家。国内许多著名生物学家都曾在该所工作过。

1928年，由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集资，在北平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秉志任所长(后为胡先骕)，并由他和胡先骕分别主管动物学部和植物学部。调查所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中国北方动植物区系。调查所出版了《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1929年在南京筹建了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主要任务是陈列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动、植物标本，同时也作些动植物的分类研究。1934年，该馆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1898～1976）。出版了英文刊物“Sinensia”，刊载该所研究成果。

1944年在四川北碚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又扩大分成动物和植物两个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王家楫主持，植物研究所由罗宗洛主持。1944年中央研究院又在重庆建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6年迁上海。主任林可胜，代理主任冯德培(1907～)。

1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了动物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和生物学研究所(后改名为生理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陆鼎恒主事，其工作偏重于北方和沿海动物的调查和分类研究。植物学研究所由刘慎愕(1897～1975)主事，其工作侧重于北方和西部地区的植物调查和分类研究。

生理学研究所除进行生理学、细胞学等问题的研究外，还开展中药的生理作用的研究，先后主事的有经利彬和朱洗。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四川北碚)成立了生物研究所(1937年春因经费困难停办)，从而为中国调查研究西部地区的动、植物建立了基地。

这些先后建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和在南京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央农业实验所，以及各大学的生物系和农、医学院的一批生物学研究力量，彼此配合，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国动植物调查和分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大部分科研机关和大学都被迫西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战争爆发第一年即迁往四川北碚，其在南京的三座大楼和动植物标本楼，全部毁于日军炮火。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已迁往陕西武功，动物学研究所则迁往云南昆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先迁往广西阳朔，历经千辛万苦，才勉强在四川北碚安置下来。没有搬迁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却成了日寇筱田部队的大本营。

在战火中，各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动植物标本，损失惨重。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科研经费和设备匮乏，科学家生活极端艰难困苦，这一切都给生物学研究带来巨大损失。尽管如此，许多热心祖国科学事业的生物学家，仍然坚持工作。西迁后的科研机关和大学生物系，很快就结合本地区特点，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清华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在大普集，北平研究院在昆明西山，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北碚，浙大在湄潭，西南联大在昆明，均称人才之胜，弦歌不辍。

20世纪20年代以来，生物学各专业学会相继成立。

1925年，北京博物学会成立(北京)，出版了英文的《北京博物学会通报》;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北京)。

翌年创办英文版《中国生理学杂志》，附有中文摘要;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北京）；1930年，中华水产生物学会成立（厦门）;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南京）；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庐山）。到1936年，植物学会有会员140人，同时还有以大学生物系和研究机关为主的11个单位的团体会员。动物学会成立时约有会员50人，到1943年，有会员212人，到40年代末，已增至348人。

在中国现代生物学发展的早期，生物学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钟观光。他在1918～1921年对中国的植物种类和分布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足迹遍及北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河北等省。采集标本达数十万份。

1919年，胡先骕在浙江天台、雁荡、松阳、龙泉、小九华山、仙霞岭，经过遂昌、开化、建德、遂安至东西天目山，也采集了大量标本。

从此开创了中国学者自己采集标本并用现代方法进行分类学研究的历史。

1922年以后，胡先骕、钱崇澍先后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工作，组织进行了华东和沿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调查研究工作。

1928年，胡先骕主持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派员到华北和西南各省调查研究，建立标本室，定期出版汇报和图谱。这两个研究机构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声誉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分类学在中国兴起，成了生物学在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领域。形成了一支有相当水平的植物分类学的研究队伍。胡先骕是中国现代富有成就的植物分类学家之一。他一生发表了1个新科，6个新属，一百几十个新种。钱崇澍主要研究华东植物，涉及分类、区系和植被等方面。陈焕镛主要研究华南植物，主攻樟科、胡桃科和山毛榉科植物，发现了几十个植物新种。此外，吴韫珍对华北植物，刘慎愕对西部和北部植物，裴?

（1902～1969）对马鞭草科和药用植物，方文培对西部植物和石南科，孙雄才对唇形科，林镕对龙胆科和菊科，耿以礼（1897～1975）对禾本科，郑万钧(1904～1983)对裸子植物，张肇骞对菊科、堇菜科、胡椒科，秦仁昌（1889～1986）在蕨类植物，陈邦杰(1907～1970)在苔藓植物，李良庆、饶钦止(1900～)在淡水藻类，曾呈奎(1909～)在海水藻类，戴芳澜和邓叔群(1902～1970)在真菌类方面都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1941年在四川万县磨刀溪首次发现一种罕见的裸子植物，经胡先骕、郑万钧等研究，确定它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所发表的两种化石同为1属植物。并给以新的种名(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中文名为水杉。

研究论文于1948年发表，引起各国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普遍重视。

在动物分类学方面，昆虫与农业和医学关系非常密切，很早受到人们的注意。邹树文(1884～1980)和秉志于1914年和1915年，分别在国外发表了昆虫学的研究论文。胡经甫从20年代起就从事昆虫学研究，所著《中国昆虫名录》(1941出版)，历时12年，全书6卷，4286页。包括在中国发现的昆虫25个目。329个科，4968属，20069种。是中国昆虫学的巨著之一。陈世骧、邹钟琳、关福桢(1898～)、蔡邦华、杨惟义(1897～1972)、刘崇乐(1900～1969)、柳支英、何琦、朱弘复(1910～)等对昆虫分类都进行了系统的工作。

同时，朱元鼎、伍献文(1900～1985)、陈兼善、张春霖在鱼类分类上，方炳文，张孟闻(1903～)、刘承钊(1900～1976)在两栖类，寿振黄(1899～1964)、任国荣、郑作新（1906～）、傅桐生、常麟定在鸟类和兽类，王家楫、戴立生、张作人、倪达书等人在原生动物，陈纳逊在腔肠动物，陈义(1900～1974)在环节动物，董聿茂在沿海甲壳动物，张玺(1897～1967)在沿海软体动物，沈嘉瑞(1902～1975)在华北蟹类，陆鼎恒在海蜘蛛都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以后的工作开拓了道路。

在古生物学方面，结合地质学调查开展了中国生物化石的研究，周赞衡在山东白垩纪植物化石，孙云铸(1895～1979)在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李四光(1889～1971)，对?

科动物化石，赵亚曾(1898～1929)对腕足动物化石，杨钟健(1897～1979)对中国北部及云南脊椎动物化石，俞建章(1898～1980)对中国石炭纪的珊瑚化石，以及斯行健(1901～1964)对陕西、四川、贵州的植物化石都有系统的研究和论著发表。

1929年12月裴文中(1904～1982)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首次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用火遗迹。这项发现举世瞩目，对研究人类起源有着重大意义。

开展生物学的实验研究，需要仪器设备和较多的经费，因此，民国时期在中国开展生物学实验研究和分类学研究相比，条件更加困难。尽管如此，许多学者结合大学教学工作还是做了不少基础工作，获得一些富有特色的成果。例如:在动物解剖、组织、胚胎等领域，从20年代开始，秉志就对江豚、虎、白鲸等多种动物进行了一系列解剖研究。

马文昭在组织学方面，卢于道、欧道翥在神经解剖学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此外，陈纳逊、陈伯康、张鋆、武兆发、孟廷季、雍克昌、崔芝兰等，或在解剖学方面，或在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方面，开展了工作，并皆有所建树。在实验动物学方面工作的学者有贝时璋、朱洗、童第周等等。贝时璋从20年代起，即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他对动物的再生、性转变等活动规律，作了许多实验研究。朱洗以许多动物为材料，探讨了精子在发育中的作用和单性生殖问题。

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方面，以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央研究院有关单位为核心开展了相当数量具有一定水平的工作。1929年吴宪在第13届国际生理学会上对蛋白质变性问题，首先从分子结构变化上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蛋白质变性是由于原来紧紧缠绕的肽链变为松散结构的观点。他们还对素食和荤食动物作了比较研究，发现素食动物生长发育较差，植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较低等。林可胜等揭示了脂肪阻遏胃液分泌的机理及胃肌的运动。并对脑交感神经中枢作了研究。张锡钧等人发现存在于周围神经上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也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并提出了“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反射”学说。

冯德培(1907～)在神经肌肉接头的物理、化学反应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研究。与此同时，蔡翘在肝糖元新陈代谢方面，汪敬熙(1893～1963)、张宗汉(1899～1985)等人在中枢神经生理方面，赵以炳在冬眠方面，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此外，汪堃仁(1912～)在用组织化学方法研究酶的定位，王志均(1910～)在胃肠激素，吴襄(1910～)在调查中国人的生理常数等方面，也做了不少起始性的工作。

在植物学方面。第一个从事植物形态学研究的是张景铖。1926年，他发表了关于蕨类组织研究的论文。

1927年秋，李继侗和他的学生殷宏章（1908～）在南开大学用气泡计数法发现光合作用的瞬间效应。

这个成果是发现光合机理有两个光反应的先驱。

罗宗洛自1927年起，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在植物矿质营养和微量元素方面作了许多研究。

1931年汤佩松发表了关于在不同空气供给情况下小麦发芽的研究论文。

在遗传学方面，陈桢、李汝祺等人在传播现代遗传学理论和培养人才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陈桢对金鱼变异和品种形成规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

谈家桢提出了瓢虫色斑变异的镶嵌显性理论，并进行了果蝇的进化遗传学研究。在微生物学方面，方心芳、汤飞凡、谢少文等人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评选出81名院士。

其中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等）有25名。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现代生物学方面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他们先后从欧美日留学回国。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投身到开拓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工作中去。

尽管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灾难深重，科学教育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很差，但是，经过一代科学家的艰苦奋斗，在人才的培养、生物学的教育和生物学的研究诸方面，都为以后中国生物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尊定了较好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生物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30多年中尽管经历了一些大的曲折，但是总的来说，从生物科学的机构、队伍到研究的领域、范围和规模，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对原有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几个生物学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以后又陆续建立了许多新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到1985年为止，中国科学院共有34个与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或中心。1955年6月成立生物学地学部，聘任生物学方面的学部委员60人;1957年单独成立生物学部，增聘了5名学部委员;1981年生物学部又增选了53名学部委员。它在编制全国科学规划、评审全国自然科学奖和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工作、组织重大学术活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57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它们都设有若干与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机构。

50年代初，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后得到了很大发展。

不但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中都设有生物学系，而且陆续增设了许多新专业，使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分支学科都有了相应的专业，某些重点高等学校还陆续设立了一些生物学的研究机构。

30多年来学校招生人数剧增，生物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学会组织也不断发展。例如，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动物学会50年代初期，只有会员数百人。到1982年已分别发展到6000余人。30年内增加了20倍。中国古生物学会会员也从不足百人发展到1200余人。除了原有学会不断扩大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先后建立了中国遗传学会、中国生态学会等新的学会。到1985年为止，全国共有14个生物科学方面的学会。随着生物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生物学方面的刊物也成倍增加。50年代大约有20种刊物，到80年代初已增至60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其中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占有重要地位。

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地，都留下了中国生物学家的足迹。对全国的近海也作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

生物新种、新属和新科屡有发现。

在自然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研究陆续编写各种生物学志书。由中国植物学家分工协作共同编写的《中国植物志》已出版了40卷。这是一部集中国植物分类大成的重要著作，此外，还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真菌志》、《中国经济海藻志》、《中国黄海海藻志》等。在分类学上另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是《中国动物志》，现已出版 5卷。

在动物分类方面，还先后完成了《中国经济昆虫志》25册以及《中国经济动物·鸟类》、《中国经济动物·兽类》、《中国鲤科鱼类志》、《中国软骨鱼类志》、《中国动物图谱》、《西藏鸟类志》、《西藏昆虫》等专著。

由中国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地植物学家通力合作。

调查了全国的植被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特征，并开展了植被生态地理和植被区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编成了各种不同比例尺的植被图和植被专著。其中《中国植被》一书，总结了中国30多年关于植被类群和植被区划的研究成果。在古生物学方面，伴随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在研究的地区、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和发展了孢子花粉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在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949年后很快就恢复了北京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先后在陕西发现了“蓝田人”化石、在安徽发现了“和县人”化石，以及其他不少代表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化石。

30多年来，中国科学工作者把现代生物学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展有关农业、医药等领域新技术、新途径、新方法的研究，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取得了不少成就，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例如，在育种方面，50年代开展了玉米的杂种优势利用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60年代开始了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获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等，首次用“野败”与栽培稻杂交，培育出水稻雄性不育系，接着育成“三系”，并育出了优良杂交水稻，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培育并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

中国在远缘杂交和异源多倍体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有些已育成了推广品种，前者如西北植物研究所李振声等用小麦和偃麦草杂交，育成了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后者如鲍文奎（1916～）等，用小麦黑麦杂种加倍育成的小黑麦品种。

在植物自交不亲和系的利用方面，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等单位，完成了甘蓝自交不亲和系的选育，并配置出多个系列的新品种。

在花药培养和花粉单倍体育种研究方面，已选育出一些较好的烟草、小麦、水稻品系或品种，其中“京花一号”小麦、“中花8号”水稻已推广8万亩以上。

建国以来，对海洋和淡水生物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水产养殖事业的发展。

如青岛海洋研究所曾呈奎等在甘紫菜生活史、海带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就为中国海藻养殖事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长江水产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在鱼类生殖生理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建立起一整套鱼类育种技术和繁育体系，在家鱼的人工排卵、受精方面，南海水产研究所钟麟、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等，先后使用了鱼脑垂体激素和孕妇尿液中提取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进行人工催产受精都取得了成功，从而结束了只能在江河捞取鱼苗的历史。

70年代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了丘脑下部分泌的多肽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及其高效类似物，用于促进家鱼排卵、受精也获得了成功。

中国的昆虫学家、生态学家对中国几种主要害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马世骏等阐明了东亚飞蝗蝗区的结构与转化，北大生物系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同揭示了粘虫的越冬和迁飞规律，江苏省农科院等单位搞清楚了褐稻飞虱的迁飞规律。

以上成果对这些害虫发生的预测预报及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昆虫激素的成份、合成和应用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激素室提出了梨小食心虫，性外激素的简便合成方法，还研制出两种高效诱芯。有机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昆虫研究所合成了棉红铃虫性诱剂，并研制出用于测报的剂型：中山大学李瑞声等合成了昆虫保幼激素类似物731-Ⅱ，并提出了一套与此有关的养蚕增丝技术，制出两种高效诱芯。这些新技术无论在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利用上都有着广阔的前途。在寄生生物学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如汤飞凡等完成了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冯兰洲等阐明了中华按蚊在自然情况下传染马来丝虫的过程；厦门大学唐仲璋等揭示了阔盘胰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的生物学规律。这些研究对于人畜传染病的防治都有重要意义。

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等成功地驯化了原产印度的蓖麻蚕，促进了蚕丝的生产。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与有关工厂合作研究的二步发酵生产维生素C的新工艺，1975年在国际上首次用于工业生产。此外，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将细胞固定化技术应用于制备6-氨基青霉烷酸方面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具有较大实用价值的成果。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门类基本齐全的生物学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经典的形态科学领域还是在实验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胡先骕曾发表了一个属于“真花说”学派的多元被子植物系统。

钟补求根据花冠的形式、叶序等的变化，以及种类的地理分布规律，论证了马先蒿属的物种形成及该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以及各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了这个属的一个新系统。殷宏章、沈允纲等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光合磷酸化高能态的存在。

上海药物研究所邹冈及其导师张昌绍提出第三脑室周围灰质和大脑导水管是吗啡发挥镇痛作用部位的新观点，是吗啡镇痛机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生物学众多的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中，建国以来，中国科学家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不分科一一列举了。值得提出的是，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方面中国科学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例如，1965年9月，上海生化所王应睐、钮经义、邹承鲁等，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汪猷等，北京大学化学系邢其毅等共同协作，经过6年零9个月的艰苦努力，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

1971年9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梁栋材等，生物物理研究所林正炯以及北京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合作，成功地用X射线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分析工作，1974年又完成了分辨率为 埃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分析工作。

1981年11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生物物理所、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上海试剂二厂等单位协作，在王应睐、汪猷的领导下，王德宝等人经过13年的努力，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合成产物具有与天然转移丙氨酸相同的生物活性。

在分子遗传学方面，70年代末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在固氮基因方面的研究中测得 nif基因的物理间距，矫正了国外关于 nif基因组分为两簇，其间有静止区的论点。

在基因工程方面，人工构建的青霉素酰化酶工程菌株，已完成了中间生产试验；预防乙型肝炎的基因工程疫苗正在扩大临床试验；预防仔猪腹泻的基因工程疫苗也在进行扩大试验：还构建了人胰岛素原和人生长激素的基因工程菌。

此外还获得了一些抗病的基因工程植株，如抗烟草花叶病毒的烟草，抗枯萎病和黄萎病的棉花、抗除草剂的大豆等，转基因鱼和转基因兔也初获成功。

综上所述，经过30多年艰苦奋斗，中国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已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从整体到生物大分子水平之间的多层次的生物科学体系，拥有一支素质较好、水平较高的生物科学专业队伍，具有一定的科技攻坚能力。

在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应用研究、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探索以及前沿领域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中国今后生物科学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