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与张良关系

范增与张良关系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视主而侍，张良和范增作为谋臣，他们身上都具有忠心耿耿、深谋远虑、大智大义的优点，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以及所侍之主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而张良恰恰是一个能忍且善忍的人。当刘邦听张良说项羽第二天要来进攻他时，惊吓得无所适从，一再问张良“为之奈何?”以平常刘邦对下属的傲慢无礼，不是被逼得六神无主，他不可能如此低三下四。偏偏张良又是一个受黄老思想左右的人，有什么计策也不会明说，刘邦急得手足无措，张良却偏偏不急不躁，先问是谁出的“距关，勿内(纳)诸侯”的主意，再问刘邦的士卒能否抵挡项王。实际上，作为军师，张良比刘邦更清楚这些情况，但他自己偏偏不说，而要由刘邦一再追问，他才细说端详，这就是黄老思想的谦恭自守，是全身远祸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且大敌当前，张良举重若轻，既不仓皇出逃，又不积极备战，可见他早已成竹在胸。这种成竹在胸是鉴于他对项伯和项王的了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所有的对策就是请求沛公“往见项伯，言沛公不敢背德也。”因为张良知道这已经足够了。因为项伯重“义”，从他不惜透露军事机密已经一目了然，而项羽又对项伯言听计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两者结合，沛公就可高枕无忧。而且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张良没有离开刘邦，体现了他的义;鸿门宴上，当刘邦逃之夭夭时，张良留下来收拾残局，体现了他的大勇。张良更是一个智者，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特别是他对于自己所侍之主了如指掌，因此像刘邦这样疑心很重，对下属傲慢无理的人才会对张良一直非常尊重和信任，并心悦诚服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并称张良为“人杰”。 相形之下，同为谋士的范增命运就要悲惨得多。在鸿门宴发生之前，范增就敏锐地感觉到刘邦将来对项羽的威胁，“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此时，项羽尚能听范增的，无奈项伯一搅和，形势陡转。鸿门宴上，范增屡次向项羽示意动手，“项王默然不应”;出召项庄舞剑，想击杀刘邦于座，偏偏项伯又“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虽然心急如焚，但已无可奈何，只能仰天长叹:“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眼看大势已去却毫无办法，作为一介谋士，范增的伤心和失落全在那一声长长的叹息之中了。 范增的悲剧在于他虽深谋远虑，洞若观火，但所有的谋划都得不到采纳，结果，胸中空有百万雄兵，万千之策，最后却孤立无援，徒唤奈何。刘邦总结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三杰”鼎力相助，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则在于“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范增高瞻远瞩不错，但他自视甚高，以为自己是项羽的亚父，就可以对项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但以项羽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在政治韬略方面的浅薄及缺乏远见，他不可能对范增言听计从，况且当时的项羽如日中天，“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又岂能处处听命于范增呢？后来他中了陈平的离间计赶走范增便是明证。 因而我认为范增的悲剧有三： 遇人不淑为其一，知彼而不知己为其二，其三为夫见辱而意躁也。 感谢您对出书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