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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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第二次改革》出版

探索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这是一本鲜明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专著，是一本改革版的“大国崛起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伟大时代。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么？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吗？著名专家迟福林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提出“第二次改革”？

本书努力找寻一条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

——外部环境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何在？

——内部环境变化：发展型新阶段的新需求是什么？

——内外环境变化下：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何在？

怎么进行“第二次改革”？

本书抓住“五个时代”，深入剖析内外环境变化下的应对之策：

——消费主导时代

——城市化时代

——低碳经济时代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政府转型时代

“第二次改革”应从哪些领域突破？

——市场领域：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社会领域：构建发展型社会的体制

——行政领域：高举政府转型这一旗帜

这是迟福林教授开出的“第二次改革”妙方，也是本书精华之所在。

《第二次改革》:强国之路在改革

张卓元

未来30年，是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30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开放大国；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否尽快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开放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未来30年我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不少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迟福林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是他近两年来对未来30年强国之路这一问题集中思考的成果。应当说，他提出的一些大判断、大思路、大建议，是很有启发性的。我很赞同迟福林的核心观点，即未来30年我国要走上强国之路，实现强国之梦，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改革。

迟福林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未来30年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部发展环境上，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阶段变化”是迟福林和他的研究团队的首创性贡献。从2007年作者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判断，并且在这本书中做了系统的分析。发展阶段的变化使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也使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有了阶段性特征。未来30年能否实现强国目标，关键在于能否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我认为，提出“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的阶段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值得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

在外部发展环境上，迟福林提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基本判断，归纳为“一个到来、两个终结”，即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大调整时代到来，我国“大进大出”时代结束和“高投资、高增长”时代的结束。

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大判断下，他提出，我国传统发展方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过去30年中积累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过更大决心的改革进行全面矫正。为此，需要尽快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发展方式转型”，我是首次在迟福林主持的《十二五改革规划》课题成果中看到的。这个提法包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型，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作者看来，发展方式转型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突出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应当说，提出这个大的思路，很有启发性。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不太顺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尚未找到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现在看来，单纯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远不够，要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政府转型。

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第二次改革的主线，就决定了第二次改革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和重点任务，我认为很有意义。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我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作者认为，第二次改革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是三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一是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促进发展方式转型角度出发，迟福林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改革”与“三大力”的关系，即：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这个系统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还重点分析了三个时代特征的改革，即“消费主导时代”、“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以及“政府转型时代”，并就每个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除了内容的系统性外，这三个部分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迟福林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命题。迟福林认为，消费主导时代重要的是实现从“生产-消费”向“消费-生产”转变。其实质是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新的分析角度。

二是迟福林对基本公共服务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分析。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无论是促进人的自身发展还是完善乡村治理结构，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相关。这拓宽了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识。

三是迟福林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转型。政府转型是迟福林较早提出并得到政策咨询决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本书从发展方式角度分析了政府转型的重要性，指出未来30年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实现性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适应公共需求变化还是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关键都在于政府转型。

作者在全书结束语提出了“走向结构性改革”。这也是作者长期跟踪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的体制矛盾，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既表现在体制与政府的不协调上，也表现在体制与体制、政策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作者提出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的判断，值得大家深思。

纵览全书，作者希望通过第二次改革使我国尽快走上强国之路。为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比较系统的分析框架、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作者的爱国、强国情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该书的某些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仍然非常乐意向每一位关注我国改革发展事业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读者推荐《第二次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第二次改革》

2009年12月28日，迟福林在《第二次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以《第二次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型》为题做了演讲。指出，刚刚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这两年改革研究思考的汇集。本书中，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国实现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推进第二次改革。

基本思考

应当说，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5年的研究中，我从矛盾变化的研究、发展阶段的研究、反危机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关于社会矛盾变化与政府转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主编一本《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转型命题，并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5～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研中，我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这就是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团队开始探讨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虽然总体上没有变，但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突出，并有深刻变化。2005年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突出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与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并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关内容出版了《改革与多数人利益》以及《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两本书。

2.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研究项目。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突出矛盾的产生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基本的判断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现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调整还不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有较深入的分析。

3.关于危机挑战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判断下，我提出“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以及“增长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两个时代的终结，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

4.关于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2008年以来，在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课题中，我们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大思路，这是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个系统性概括。也就是说，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历史使命，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主要思路

我对“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改革环境、改革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有明显不同。

1、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有机联系但又明显不同

应当说，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我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第一次改革，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生存型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我国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

（2）第一次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是社会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次改革，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释放，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3）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很长时期内把转变经济总量增长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二次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目标，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2、实现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