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傅雷先生：遗世而独立的士大夫，孑孓而彷徨的真君子

说说傅雷先生：遗世而独立的士大夫，孑孓而彷徨的真君子

傅雷先生，现代杰出的作家、翻译家、思想家、文艺评论家、美学教育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激荡着 自由、浪漫、刚正、彻底、决绝、不流俗的灵魂 ；

他的精神世界，始终飘扬着“ 理想主义 ”和 “完美主义” 的大旗。

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界最后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白衣骑士，是「 士大夫精神 」最勇猛、最决绝的捍卫者和殉道者。

傅雷先生

一、所谓的「士大夫精神」

中国「士大夫」起于先秦、兴于两汉、定型于两宋，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与西方贵族不一样，中国的「士大夫」是凭借知识、才能和道德修养改变命运，而不是靠先天的血统和世袭的荫芘。

在中国文化学者看来，「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它的内涵在不断地发展演化：

1、秦汉时期：“士志于道”，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

2、魏晋时期：率性自由，追求身体和心灵的愉悦;

3、唐宋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气象”;

4、明清时期：圣贤兼豪杰的经世抱负和道德理想。

二、不凡的身世，造就非凡的秉性

傅雷是大陆地区近现代文艺界最后一个“士大夫”精神擎旗手。

同时，他也是一个“赤子”，他自己也说，“ 赤子孤独，会创造另一个世界 ”。

傅雷是孤独的，甚至是孤傲的、孤芳自赏的。他天然未雕饰，是一个无惧黑云浊浪的白衣骑士，崇尚完美、纯真自由的精神巨人。

柯灵先生曾这样传神地为傅雷作画：

“身材颀长、神情严肃，仿佛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过分的认真，在他的性格里构成了强烈的色彩。”

自律、严谨、刻板、变态式的认真，这就是世人对傅雷先生的“评价”。这不正是古典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性格与命运真实写照吗？

傅雷的悲剧，是被时代裹挟的悲剧 。

用“士大夫”的流行语言，是“ 生不逢时、雨打浮萍 ”的悲剧，“再怎么抗争，都是徒劳和错”——就像唐诘诃德，终究会在风车面前败下阵来。

他生于晚清末年、宣统登基的1908年。社会剧变、时局动荡。年轻的父亲被人诬陷入狱，后来虽然释放，但因蒙冤未伸，心情郁结，加上患上肺痨，不久就撒手人寰，年仅24岁。家庭变故、身世飘零。母亲为了替父伸冤，四处奔走呼号，无心也无力照料年幼的孩子，致使傅雷手下的弟弟妹妹们相继夭亡。

母亲对傅雷的启蒙教育极为重视，管束也非常严厉，非关即打甚至饿饭不让睡觉，就是希望小小的傅雷将来有出息，替冤死的父亲昭雪。后来，回忆起自己“不幸的”童年时光，傅雷颇为幽怨：“只有愁容，不见笑声。”（多插一句，傅雷自己童年的遭遇后来又在他的儿子傅聪身上复刻，这也是后来傅聪负气出走、加入外籍、与家庭和祖国决裂、加速父母赴死的外因。）

及至长大成人，考学、负笈海外、学成归国，又遇动荡不安、烽火连天的战争。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年代，才华绝伦的傅雷为世人捧出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唤醒国人逐渐沦丧的觉悟。尔后又翻译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莫罗阿、罗素等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文艺、美学及翻译界的丰碑地位。

三、以死卫护「士大夫精神」的最后一人

共和国建立后，傅雷一度走出书斋，了解社会建设的新气象，以极大的热忱和决心，试图拥抱、融入新社会、新生活。

但是，旧式知识分子的“迂”和“直”（注意：“迂”在这里不是贬义），使他动不动对自己不理解、不认可、不接受的事物发言、上万言书提意见。

在“大鸣大放”时期，傅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言不讳，尖锐批评一些不合理的文化运动现象。

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周而复先生（当时任上海作家协会的书记）想让傅作一次“检讨”好向上面“保”他。傅雷先生凛然拒绝：没有廉价的检讨，只有高贵的人格！

1961年，他被取消了“右派”身份，亲友纷纷道贺，连相濡以沫的爱妻也由衷高兴，唯独傅自己平静无异，他坚持认为，“当初给我戴帽子，本来就是错误！”

1966年8月，上海的红卫兵小将们冲进了傅家，四天三夜挖地三尺式的“大抄家”。尔后便是山呼海啸般的批斗、打骂和羞辱。

这对视气节和人格比生命更宝贵的傅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执念又一次唤醒了他的内心，他们决定“义无再辱、以死殉道”！

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已经准备“慨然赴死”。傅雷的公文包或衣兜里，随时都备着一瓶毒药，以备“不时之需用”！

这一年的9月3日。傅雷在给大舅兄朱人秀写了一封遗书、有条不紊地交代后事之后，夫妻双双平静赴死。

傅雷遗书手迹

一代白衣骑士，连同他最心爱的文字艺术和爱人，香消玉殒。但是，他们留住了古典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守住和捍卫了士大夫精神的最后一丝高贵而优雅的血脉！

四、不流俗的白衣骑士

傅雷通过柯灵认识了张爱玲，当他读到张的新作《金锁记》后，不禁为其才华倾倒，连忙写文章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该作应“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张爱玲发表了《连环套》，傅雷直言作品不好，并诚意奉劝张不要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样的创作上。后来，张爱玲自己也对创作《连环套》颇感懊悔。

傅雷“又硬又臭”的脾气，最终导致他与当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交恶”。虽然私人关系不佳，但他仍对刘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大加赞赏，多次在学生、友人等面前尊称刘为“艺术大师”。

傅雷在朋友家中看到令他眼前一亮的绘画作品，忙问画者是谁，朋友告诉是黄宾虹先生作的。尔后赶忙联系到了黄宾虹，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书信不断。1943年，上海还是日占区，傅倾尽个人之力为黄宾虹筹办个人画展四处奔走，最终画展如愿举办，并且大获成功。黄从此获得艺术上的新生，走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创作宗师的位置。

透过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傅雷是多么一个有意思的人，是充满君子风骨、真性情的纯粹的文人。

傅雷和刘海粟（左）

傅雷在翻译领域成就斐然，尤其是在法语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无出其右者。这与他认真、严谨、勤力的创作态度分不开。

他才华横溢、才情喷薄，但是对待翻译国外文艺作品十分慎重，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每次翻译，必先对原著作诵读数遍，深刻领会原作者的风格、手法以及作品其中的神韵，如果遇到有不懂的地方，必多处反地复向友人讨教，决不草率、敷衍了事。

他主张并强调：“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各种文学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扦格远高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

他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主张，引起翻译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深深影响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中成为核心理念。

五、遗世而独立的真君子

他更留为世人下了一部《傅雷家书》，大侠金庸先生对之推崇备至：

“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的好书。

这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家书，其中涉及的道德、艺术、审美、情操、人生、人格、思想……无不闪耀着璀璨的智慧光芒。

傅雷家书的手迹

知父莫如子。傅聪这样评价自己的严父：

“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作为一个近现代中国大陆最后的士大夫，他是绝不允许自己的思想被人霸占，也不容忍自己自由高洁的灵魂被玷污，就是死，也不行！

“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友人杨绛评价傅雷时如是说道。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像傅雷先生这样的骑士，需要像他那样执念于“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真知识分子。

他冲撞他人、针砭社会，反而是社会和时代之福……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傅雷先生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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